《罗曼蒂克消亡史》与旧上海日侨和黑老大

一个弱势政府和贫弱国家,如何非得用黑社会来管理城市,这个历史过程绝非是罗曼蒂克的,它充满了无奈和悲剧。

哪有“罗曼蒂克消亡史”,真实的旧上海日侨和黑帮老大是这样的……

文/吾非羊

民国故事类电影,是中国影坛较为热门的题材。短暂的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出现了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一种融合了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文化,与新旧社会交替之间的混乱失序状态,使得民国题材较易被影视作品设定为能加入诸多传奇和想象空间的故事载体。诸如近几年热映的《让子弹飞》、《道士下山》、《太平轮》、《师父》等都是这种民国片的典型,而近期上映的《罗曼蒂克史》,也是一部基于1911年至1937年的民国上海史,但又加入了夸张描述的影片。

《罗曼蒂克消亡史》讲述了一个日本间谍渡部(日本演员浅野忠信扮演),混迹于1930年代的上海黑社会和市井中,他忍辱负重、克服万难,为日军占领上海排除了实际统治上海的障碍——黑社会大亨陆先生和他的势力。最后,日本战败,抗战胜利,黑社会大亨又回到上海,千方百计找到了躲在战俘营的渡部,处死了他。

在这个故事主线中,编导将旧上海闻人杜月笙(葛优扮演的陆先生)、黄金荣(倪大红扮演的王老板)、张啸林(马晓伟扮演的二哥)的故事又串烧了一遍。如杜月笙活埋工运组织者,黄金荣和他的交际花姨太太的纠葛,张啸林投靠日本人被军统杀手打死,乃至戴笠巧取豪夺明星胡蝶等。

由华丽的服饰、优雅的腔调、细致的道具、逼真的场景加之集合了黑帮、谍战和抗日情结的民国片中,却与实际的旧上海日本侨民、帮会、上海滩三大亨的最终结局等历史事实有些不同。

旧上海日本侨民是一群身份复杂但绝非脸谱化的特殊群体

影片中,日本演员浅野忠信扮演的渡部是最出彩的亮点。对渡部的刻画,几乎是将中国人理解的丑恶日本人的想象发挥到极致——阴险奸诈、顽固不化、凶残好色,甚至加入了日本色情片的特点,如渡部把交际花小六(章子怡扮)虏获关在地下室变成了性奴,饭店成了慰安所。最后,十恶不赦的甘愿做日本军国主义炮灰的渡部,最终无法逃脱天罗地网,被陆先生打死了。但是,真实的抗战前的在沪日本人,他们就是一群在国际都市生活着的移民群体,他们身份复杂,但绝非脸谱化。

从1865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国际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加之欧美租界带动的上海近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远高于远东其他地区,上海成为了一些崇尚国际化城市生活的日本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在沪日本人,在抗战前的人数多达3万,占到了在沪外侨的一半,确实成了上海人。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回忆:“记得有个叫X的日本人,在上海己经住了二十年。结婚在上海,生孩子在上海,积蓄了大笔金钱也是在上海。也许因了这个缘故吧,X对上海有着炽烈的爱。偶尔有客人从日本来,他总要把上海大夸一番。不论是建筑、马路、菜肴还是娱乐,一切的一切都是日本不如上海,上海和西洋一模一样。”

日本侨民遍布上海的旅馆、饮食、杂货、照相、印刷、医疗、日用百货、法律、金融、建筑、轻工业。他们在英租界北京路499号设立了“真宗东派本山本愿寺别院”作为“日本居留民活动中心”。在虹口,日本侨民在三角地菜场买菜,和中国邻居说着上海话,一位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国内有的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但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由于中日在半个世纪中的不断冲突,使得在沪日本侨民一直在紧张的环境中的变的相对保守和封闭。加之日本人特有的集体主义特征,故而让海外日本侨民较易被日本政府利用和裹挟为对华扩张的工具。如日本侨民的“自警团”与“在乡军人会”都是组建起来的一种基层武装组织。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为侵华日军打前站和搜集情报的帮凶。如1932年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的焚烧三友实业社的日本和尚、日本浪人就是一些上海日侨。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阴要塞布防计划送到侵华日军舰队手中的,也是这些日本间谍。或许,《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编导对这段历史十分清楚,才能将这些日侨间谍的故事集中于渡部的身上来进行刻画。

但是,在沪日本侨民并非人人是如此,如在中日两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坚持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山完造,他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创办内山书店,大量引进日本出版界的新书,还在店内创立“文艺漫谈会”,介绍日本作家、新闻记者、画家与中国新兴文学艺术家进行交流,内山还写出了《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杂文集,向日本本土介绍中国。

日本战败后,在沪日侨被盟国和国民政府遣返。在许多年后,这些普通的在沪日侨仍念念不忘在上海的岁月。日本著名上海史学者高纲博文曾对归国的上海日侨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日本人普遍有一种“上海怀乡情结”,多把上海称为“我的故乡”,在怀念在上海度过的童年时代、学校生活时充满了自豪感,的的确确把自己视作了上海人,他们组成了“日中两国人民朋友会”,出版了《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建造的日本人街》一书。而以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证实,在我太太位于上海虹口区山阴路的老宅,曾是一个日本侨民的家。上世纪90年代跑来一个日本老头,说是要看看他从小长大的家,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并自称自己是“上海人”。

杜月笙擅长以和平手段处理工运问题

影片的另一个主角是陆先生。著名演员葛优花了近三十时间,演活了一个深具民族大义的上海滩大亨,这个在近三十年前的反恐题材电影《代号美洲豹》中,扮演台湾当局劫机特务的配角演员,这回终于扮演了一回绝对的主角,一个黑帮大佬——陆先生。葛优一反其冷面逗乐或者“葛优瘫”式的贺岁片滑稽人物形象,将杜月笙身上的冷酷、冷静、果断、会做人与民族大义刻画了出来。同时因此也向观众介绍了旧上海黑帮的简明历史。

在1911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治理上海时期,由于作为弱势政府的国民政府,想专制而不得的国民党,不具备动员、组织、管理到社会基层的行政治理系统。故而国民党在1927年创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基于控制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的目的,不得不依赖一个由清末草根地下民间社团——青帮与红帮建立起来,一个以草根社团、暴力和灰色手段来控制上海底层社会的组织、人脉和关系网络。这种国民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变相使得原本见不得台面的帮会大佬成为了“海上闻人”。

这是一帮起家于底层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如片中的小跟班“童子鸡”(杜江扮),就是原为潘源盛水果店学徒杜月笙的写照。但是,又偏偏是这些人,得以在华洋混杂的上海和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民国乱世,借地下社团、暴力手段、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成为国民政府、租界当局和日伪当局控制上海的重要力量。

影片中活埋某老板的故事取材自杜月笙等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诱杀工运领袖汪寿华的历史。但实际上,据当时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朱学范先生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仅1932年上海就发生全市罢市82起,罢工人数71000人,劳资矛盾253起。焦头烂额的上海市总工会一旦遇到不能处理的罢工问题时,朱学范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太一样,他讲究面子,自以为主持公道,要大家买他的账,听他的话。他先动用青帮在工厂的人脉关系,迫使工人让步,让对方“给他面子”。之后他又去迫使资方让步,强制资方作出更大的让步。有时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应工人的要求。他有一句口头禅:“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在一般情况下,这句话是有效的。可是杜月笙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一次他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劳资纠纷,工人依了他的条件,但资方不依,他只好拿出几千元来敷衍工人。

上海滩流氓大亨的真实结局

影片中,黑帮大亨陆先生(葛优扮演)最后的结局却与事实不同,他最后没有被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充公财产,流亡香港或者被迫去扫大街,最后成为了一个普通人。真实的上海滩三大亨的结局并非像片中所反映的这样风平浪静。据我的一位朋友回忆,1950年,他的外公带领黄浦区公安人员冲进了黄金荣在大世界附近的家,抓了黄金荣的一个正在马桶上如厕的姨太太,又驱散了他的徒子徒孙。黄金荣也向人民政府写了万字悔过书并自动到大世界门口扫大街。而杜月笙,则在晚年被国民党抛弃,流亡病死在香港。

而在旧上海的“海上闻人”中,只有“苏北大亨”顾竹轩获得了了善终。顾竹轩的势力范围,以上海闸北为大本营,门徒达上万之众,有“江北大亨”之称。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掩护、护送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时期,掩护和协助中共上海局下属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又多次掩护相关地下党负责人的活动,并帮助运送物资和医药用品去苏北解放区。解放后,顾竹轩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至此,统治上海长达半个世纪的帮会,终于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下覆灭,失序的上海又恢复了秩序和平静。而旧上海曾经的黑帮盛行,一手遮天,是人都要敬三分的状态也反映了1911到1949年时期,上海社会的失序和混乱,一个弱势政府和贫弱国家,如何非得用黑社会来管理城市,这个历史过程绝非是罗曼蒂克的,它充满了无奈和悲剧。(本文为“冰川思想库”约稿首发,作者为编剧、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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